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第一部专门指向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让全国330万乡村教师看到了春天。如今，如何进一步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仍是众多乡村学校、教师等关注的焦点，也是乡村教育的关键。
在陈时见看来，近年来乡村教育的改善有很大进展，但当下乡村教师存在数量不足、年龄老化、队伍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这些还都是表面问题，更关键的是乡村好教师的流失和引进困难，大量乡村老师是靠特岗教师计划留下来的”。
乡村教师之所以恋城、依城、靠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邵泽斌认为与当下城乡社会的三大变化不无关系，“一是流动的教育权，优势农村家庭的孩子大规模进城读书，乡村教育空疏化，这种现象已延续了十几年;二是流动发展权，优势教师进城教书，进优质学区教书，乡村教师资源现在是自弃性的沉淀，留下来的人有自卑感;三是流动的生存权，优势农村家庭对村落生活的弃离，乡村教育需求削弱，越往西部地区就会发现村落离开乡村的概率越高。”
而即便留在乡村，“乡村教师自主发展的意识也比较欠缺，教师研修意识不强，多数乡村教师专业追求不高，只有24.9%的乡村教师希望成为教学骨干，只有19%的乡村教师希望成为师德标兵。”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公布之后，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李志辉为了解重庆市乡村教师的现状曾做过一份调查，发现乡村教师把阻碍自身发展的原因主要归结于经济收入低，占73.6%;农村家庭教育缺失，占69.8%;农村学生基础不好占53%;环境相对闭塞，占59%。
乡村教师的逃离，乡村学生的撤离，乡村社会的疏离，而这无形中让乡村教育形成一个“怪圈”——“乡村教师梦想进入城镇学校，真正融入乡村、热爱学生的教师相对较少。而教师的缺失导致优质教育缺失，进而又导致学生流失，这又导致教师进一步缺失，有学校就剩下几十个学生，按编制就只有两个老师，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发展动力。”陈时见说。
“城镇化进程与学校布局调整是相互交织的，在农村、乡村或者教学点的工作是暂时还是长久的，过两年可能只有3个学生了怎么办呢?对他们要有一个说法。另外新型城镇化势不可当，这些人才要到城市去，你想让乡村老师老老实实地留在农村恐怕也不现实，要通过别的途径使他们自己乐意留在农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薛二勇认为，当下我们有必要去重新思考乡村教师，尤其是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的未来。
这里便不得不提乡村教师的待遇问题。
据李志辉调查发现，乡村教师的一大期望便是待遇提高，其中49.5%的教师希望进一步解决职称问题，73.9%的教师希望进一步提高津补贴，69%的教师希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我们做过一些国际比较，澳大利亚中部荒芜地区教师收入都是倍增的，这个地方收入1000元，那个地方收入就是3000元。而我们最多多给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八九百，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倍增的问题?”薛二勇提出。
“收入倍增现实操作起来可能很难。”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副书记桑国元指出，“乡村教师的工资主要由县级财政负担。很多贫困县快揭不开锅了，老师和公务员的工资都快发不起了。而如果让中央财政来补贴，乡村教师基数太庞大，可能实施起来需要一段时间。”
除了乡村教师的待遇，陈时见认为建构乡村教师教育体系，为乡村学校培养适宜的教师至关重要，“今天的教师教育体系严格来说是城市教师教育，我们培养的教师大部分融入城市，即使他们到了乡村也是去过渡的，不是会一直坚守于乡村的，所以这更需要适宜乡村教育的教师，要高素质、坚守乡村学校的教师”。
至于如何培养，陈时见表示，关键是我们的政策和体系如何建构，“可以建立定向性的乡村教师教育基地，构建标准化的乡村教师培养标准，制定指向性的乡村教师培养计划，选择乐于从事乡村教育的学生，实施区域定向性招生、免费激励性政策、保障性就业约定等，从招生伊始就向他们植入了坚守乡村这种信念”。
“但假如这个地方的教学工作是暂时的呢?假如将来那个地方没学生了怎么办?”薛二勇思考，在城镇化的新形势下是否可以考虑乡村教师健康、正常且较规范化地向城市流动的机制?
另外，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另一个“当务之急”便是激发乡村教师自我发展的内驱力，“除了制度支持以外，还应有些人性化的政策激励乡村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还应该有人文关怀措施。”李志辉认为。
对此，陈时见建议从改进乡村学校着手，建立以乡村学校为中心的乡村社会。“我们今天的钱都是条块化的，这里建医院，那里建服务中心，那里建幼儿园，那里建学校，建图书馆，都是各条战线各自为战，很浪费资源。所以为什么不能建立以乡村学校为中心的乡村社会呢?借此把资源整合，老师生存在乡村社会当中，而不是生活在孤零零的乡村学校当中，使乡村学校真正成为乡村的灵魂，赋予乡村学校灵动性，减少乡村教师的隔离感和孤独感”。
